希望工程标志性照片人物首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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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

“大鼻涕”

“小光头”资料照片

 

昨天上午,希望工程的三个标志性照片的主人翁,“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第一次一起回到“希望工程”这个家,看看在那里工作的“亲人们”。在感动的气氛中,记者了解到了三个曾经在全国家喻户晓的孩子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昨天才互相认识
上午9点多,位于圆恩寺胡同的希望工程办公院内,走进来三个年轻人:女孩的大眼睛格外明亮、穿着红T 恤的男孩眼神有点忧郁,另外一个男孩身着军装,显得很是威武。“踏进门的一瞬间,我们觉得特别激动。”他们说,“觉得这是回家了。”
这三个年轻人,就是希望工程三个标志性照片的主人翁:“大眼睛”苏明娟、“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义。他们以渴望上学的眼神和自身的经历,唤起了全国人民捐资助学的热潮。据悉,截止到去年年底,希望工程共捐助了275万名贫困学生,援建了11888所希望小学,收到海内外累计捐款27.3亿元。
“别看他们都是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有关人士说:“‘大眼睛’今年大学毕业,已被安徽一家银行录用。‘大鼻涕’当了兵,‘小光头’现在读大二。”
孩子们说,因为要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录制,所以才有机会一起来到北京,并一起回家看看。
“大鼻涕”差点取代“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标志性照片
“大眼睛”苏明娟是众所周知的希望工程标志性照片。但是,“大鼻涕”却曾经差点取代“大眼睛”而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有关人士介绍,“大鼻涕”是希望工程使用频率最高的照片之一,所有的看到照片的人都会联想到“大鼻涕”在声嘶力竭地喊:“我要上学!”
“大鼻涕”真名叫胡善辉,现在是济南军区后勤部队的一名志愿兵。1992年,著名摄影记者解海龙用镜头进行农村教育状况调查时,透过窗户纸看到孩子们正在读“山、石、水、火”等字。“大鼻涕”读得特别卖力,他皱着眉头,流着鼻涕。
“大鼻涕”的形象发表后很受喜爱,并差点取代“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后来因为觉得女孩子更能够感动人,才选了苏明娟。”拍摄三位孩子的记者解海龙说。1992年希望工程开始大规模宣传,“大鼻涕”、“大眼睛”和“小光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光头”没领到过希望工程一分钱
被称为“小光头”的男孩以惹人怜爱的形象,格外打动了无数有爱心的人士。他就是张天义,今年20岁的他是江苏盐城工学院二年级学生。
“我从来没从希望工程领到过一分钱。”张天义昨天向记者透露说,“照片见报后曾经接到过一个爱心人士300元的捐款,指定给我和照片上另外一个小伙伴,我200元他100元。家里人觉得小伙伴比我们家更贫困,所以把钱就全给了他。”
事后没多久,“小光头”随着家人从安徽到江苏无锡打工。“大家只知道我的形象,但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又因为全家迁居,所以我从来没有领到过希望工程的一分钱。”“小光头”说,“但是我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考上大学,也是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学校给我免掉了学费,老师则对我的生活和学习给予了帮助。”(邓兴军)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22 日 |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868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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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龙——感动中国的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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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重任》  解海龙带着他的“大眼睛”步入人民大会堂  张左摄。
 
50年代
        与新中国同岁,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一批纪实摄影家,见证和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他们是中国新纪实摄影的开拓人和中流砥柱,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影响着中国纪实摄影,甚至影响着中国。《数码摄影》杂志在新的一年开启了这个崭新的栏目——流金岁月,通过访谈和回顾,我们希望让读者系统地了解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和现状,以及这些影像作品折射出的一个真实中国。

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总干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
北京市崇文区文联副主席。
 
        小时候,父亲在画册上剪下一张照片,装裱起来挂在书房,那个睁着大大眼睛的小女孩便时刻感染着我;接触摄影以后,我知道了这张照片的作者——解海龙,以及一项伟大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进入大学,老师在教授《中国纪实摄影史》时,专门用了一上午的课时来介绍解海龙和他的作品,我开始更加敬畏这位摄影家;没有想到,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解老师所分管的部门,很幸运我能够有机会和自己崇敬的人朝夕相处;直到现在,当我能有机会开始着手这样一个栏目,回顾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主线,解海龙的名字跃然而出,我知道由他来开启这个话题,最为合适不过了。

1984年,解海龙摄。
《古与今》,解海龙获得第一个摄影重要奖项的作品。
 

        《数码摄影》: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2009年又是建国60周年,这段时间,各类媒体都沉浸在怀旧和回顾的气氛中,《数码摄影》杂志也适时推出了这个栏目,之所以定位为“50年代”,是因为目前活跃在国内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界,掌控话语权的摄影家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跟您同时代的这样一批摄影人,都有着怎样的艺术经历和成长过程?
        解海龙:我是1951年出生,跟我同时代的人像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吴鹏(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中心前任主任)等都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初开始接触摄影的,轰动一时的“四五运动”让当时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自觉拿起照相机,懵懂中我们知道要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随后 “四人帮”被粉碎,但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开放,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的这些珍贵镜头才陆续浮出水面,1979年4月,参加过当年“四五运动”的摄影人,在王志平、李晓斌等人的带动下,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自发地组织、策划、展出了一个名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并成立了 “四月影会”。
        《数码摄影》:虽然我们这代人没有那样的历史经历,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岁月,都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往往会引起文化、艺术界等多领域的巨变,中国的纪实摄影是否也在这个浪尖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解海龙:变化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只能说当时的整个社会摆脱了一种束缚,摄影作为政治宣传身份的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希望更多地看到身边的、生活中的小事情,而不再是以前那样“高、大、全”的政治形象。这种想法后来一直贯穿于我的摄影创作之中,尽管我的有些作品也成为社会宣传的形象,但当时我创作的时候,一直把它们当成身边发生的故事。
        《数码摄影》: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变,跟您当年学习摄影不同,数码技术的发展让摄影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娱乐,这也是一种摄影变革,您是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摄影时代的?
        解海龙:有人做过比较确切的统计,目前全国爱好摄影的人有近1000万,其中新闻行业内的从业人员有10万左右,各种影楼的从业人员有30万左右,剩下的95%都是爱好摄影或以摄影为艺术创作的人群,这在我们初学摄影的年代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那时候能玩照相机都是家庭条件十分优越,或者是干部子弟,记得1968年我在山东当兵的时候,一位战友回家探亲,5元钱买了一个查抄的华山牌相机,我借过来每天晚上在被窝里捣鼓,研究了好久,然后用我半个月的津贴,步行20里地到县城买了两个黑白胶卷,星期天召集全连的战友,全副武装,还带着一条叫“尼鲁”的大狼狗,爬到山顶摆出各种英雄形象,一口气把两个胶卷70张照片全部拍完,然后再步行20里地去县城冲出底片,两个星期后,战友从县城把底片带回来,全连的战士都集合着等着看结果。这种对影像的期待感不会再有了,特别是数码发展到现在,人们对摄影、对影像已经没有了任何神秘的感觉,换来的是一种很随意的态度,拍完就看,看完就删,对影像不尊重。虽然我从2006年开始也用上数码相机了,但还是像用胶片相机一样,保持着比较严谨的态度。
        《数码摄影》:说得很对,我们杂志也一直提倡拍摄前多思考,不过刚才您的故事还没有说完,那两卷照片拍得成功吗?
        解海龙:用现在专业的术语说,曝光严重不足,起码欠三挡。
        《数码摄影》:现在提起您的名字,第一反应就跟“希望工程”结合在一起,我们很想知道在拍摄失学儿童这个主题以前,您的摄影内容是什么?
        解海龙:我是1978年正式开始学习摄影,1984年担任北京广角摄影学会的秘书长,那段时间我跟现在的很多影友一样,热衷参加各种摄影比赛、大赛,并且连续获奖,记得1984年的十一期间,我连续得了三个大奖,上午领完奖,下午又去另一个颁奖地点领奖,特别巧合的是吕厚民吕老上、下午都是颁奖嘉宾,下午给我颁奖时看着我很惊讶地说:“咦!你不是上午领奖的那个吗?”当时社会上都被乒乓三连冠、女排三连冠鼓舞,有人说我是“中国摄影界”的三连冠。
        虽然获了很多奖,但如果我停留在当初的荣誉之中,可能永远都拍不到失学儿童这个关联了我一生的命题。这还要感谢那些当初给我提出批评的人,他们很直接地告诉我,我当时的作品都流于形式,是专门为了报纸、为了主办单位而拍摄的,说我“拍马屁”,没有自己主观的见解和想法,也就是说没有生活。这些批评对我触动很深,当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时,我就不再参加比赛了,而是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去体验,去感受。
        《数码摄影》:到农村去,到生活中去,可能正是这一个现在看来很单纯的想法,成就了您一生的事业,您拍摄的第一张有关失学儿童的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故事吗?
        解海龙:第一张应该是1987年我在广西农村拍摄的,其实那一张照片并不是主要反映失学儿童这个主题的,不过后来也纳入到这个大主题中来了,曝光率也还比较高,内容就是一位农村教师背着自己的孩子,在破旧的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的场景。说到这里面的故事其实很辛酸,当时我在教室门口拍了这张照片,那位女教师以为我是来报道农村阴暗面的,跟我吵起来,闹得很不愉快。后来为了解释误会,我专门给她单位的领导写了封信,表扬她热情爱岗,带着自己这么小的孩子还坚持上课。
        《数码摄影》:当时您拍摄这类题材的照片,是不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解海龙:想想当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社会观念还是舆论压力,这类展现社会问题的照片很敏感,也很少有人触及,拍摄时也不时遇到不理解的群众,甚至还与人在泥泞的雨水中扭打。我当时就告诫自己: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花费了时间、吃苦、被人误解、受委屈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十年之后自有公论,每有一个孩子又能上学,我就像获了一个大奖那样高兴。
        数码摄影》:看到您的影像推动了整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从内心里说,您自豪吗?
        解海龙:我当然自豪,你今天来采访我,明天(2008年12月18日)是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纪念,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录制,说是被邀请的人都是在这三十年中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能作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我想谁也会高兴。
        不过现在想想,最令我自豪的还不是这些,我记得1996年回到当初拍摄“大眼睛”的安徽金寨县张湾村,村长在村口迎接我,他对别人说:“这是我们的村民回来了!”还很神秘地跟我说:“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要奖励你。”我心想村里条件有限,就别破费了,村长很认真地拿出一个证书,上写着——“授予解海龙同志为金寨县荣誉公民”,我当时只觉周身热血沸腾,还没回过味来,村长接着说:“我们还决定奖励你——如果你死了,可以埋在这里,我们还实行土葬。”

这是他第一幅关于失学儿童的作品。

2005年,长大后的大眼睛、小光头和大鼻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解海龙摄。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题名。

        截止到2007年年底,希望工程累计接受社会捐款40亿元人民币,在农村贫困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3000余所,为304万余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资助,其中,资助的大学生就达10多万名。

解海龙被授予安徽省金寨县荣誉公民称号。

英雄逢时势
        认识解海龙先生的时候,也是我头一天开始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他安顿我吃安顿我住。心下忐忑——那么大一腕儿啊。以后的两年,他是我的领导了,从来没怒目看过我,有事还总给兜着。跟他在一起,渐渐坦然甚至放肆了。很少见他发愁,除了要把单位的钱粮弄回来。谈起摄影,他总是兴奋而紧张的。可能是因为已经不能那么来去自在的原因吧,谈,也是一种安慰。
        对他的尊敬是日渐成长的,倒不是他没有艺术式的“作”而亲合,更不是这人连交警都认识而不罚款。高僧只说家常话,他的朴素,似乎也是天生的慧根。命运在他这里的简单、倔强,不是赌输赢一般的计较得失。作为,实际上来自他属于本能的善良。
        无数次地听他唠那一段一段的事——可怜的孩子们、有心的救助者,还有自己上路的艰难快乐。摄影在他那里是一个理由,如果选择别的方式,他依然是一个善良的人,多情而心软。是世道帮助了他,让他的作为成为规模空前的善举;也是世道陷他于困顿,看照片的人们不再关注他还拍了些什么。解海龙成为一个符号后,他变得难以“艺术”了。不过这最不重要。他不装什么,随性所至的装满寻常的烦恼,旁人所托、自家琐碎,跟我等一样的无法自拔。不同的是,平常的一个人,却有非凡的人生。
        摄影史无疑也是一部信息史,让我们知道历史镜像的某一面,主观而狭隘。照片,可以是艺术,更是一个承载影像的工具。“大眼睛”在艺术市场的势如破竹,其实更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收藏。这时候艺术显得不大容易被解构成为一些说辞。而解海龙的摄影,就是这样一直被公共语境所工具化着,难以艺术的被解释,成为一个标本,独一无二地孤单。
        为相机卖血,带朋友创作,作为文化馆干部的解海龙完全是一个积蓄力量的人,一旦有了机会,他便会单枪匹马地只问前程;当记者的时候,他也饱含深情地看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以己之力施以援手;作为机关领导,照应像我这样挣工资的,难为他了。流水年华中,旁观这个人,我有感动,有尊敬,也替他惋惜那些也许永远都不再重要的事情,比如继续照相。北京城里,多少繁杂人事,放在高位,马上就显得忙乱。照相,就先耽搁一下吧。念叨想继续干的事情,不会迫切过眼下这几十张嘴的钱粮。
        《希望工程》几乎是以一个人的信念完成的。到目前为止,社会对摄影的价值最大的认可与利用,应该说还没有超过这个的。其历史直追雅葛布里斯、刘易斯·海因等先贤,都是以摄影为工具参与并改造社会的。他原初的朴素动机,在无功利的寂寞长路上显得那么强韧。听他道来,那全成段子了,全无半点辛苦。这就是举重若轻。“人家还给买柯达黑白卷,多好啊,自己买不起”,这点艰难可以大到卖血,也可以如常人一样放弃。我一直不明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是怎么想的,还好结果是那么圆满。要不真得冤死,老婆孩子还跟着受累。
        当谈论照片和评价价值的时候,公共价值是最具有号召力的,所为未必如此,结果却成当然。 解海龙基本上是从一个狭隘的人道主义工具使用者,被社会推上一个价值最大化的位置,这个时候摄影者解海龙也必须成为价值的一部分——一个传道者,价值才能够最大。人们能记得的六流明星三流艺人太多了,礼崩乐坏地被修理思考,而我们也能记得这个行善的摄影师,因为他的照片,许多孩子的命运改变了。
        南城胡同里长大的他,身边一堆兄弟,大哥长大哥短的也都照相,所成都不如他。可在他们心目当中,海龙还是大哥,没牛逼也没落寞,风风火火地来去,没烦恼地讲段子吃炸酱面喝二锅头。什么都没改变,就是血压高了点,年月就那么平常地一同老着。
        一个人的独特往往意味着非凡,在非凡的事儿背后,解海龙却是那么平常,有点百姓的琐碎,有点远离冷漠的平和。他的焦虑常常是简单的,当官和照相,有矛盾也没商量。盛名之下就是名给予的另外一层,烦恼。
        也许人生都有巅峰,在他最好的年纪,他站在属于自己的顶点,常人看:遗憾什么?自己说:还是得干点什么。如今,“大眼睛”成为价格飚升的艺术品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计算:这得盖多少学校啊。

1990年,刘广辉摄。《摄影家过年》,大年初一解海龙还在去往创作地的火车上。 

镇魂  2014-8-14 13:35

http://foto-video.cn/portal.php?aid=134&mod=view

为见父母一面 两个孩子藏车底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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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心酸!广西两男孩藏身车底,跟车3小时80多公里!竟是为了…)

11月23日下午,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图片和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传播:两名男孩竟藏身在一辆班车的车底下,全身泥泞不堪。我天!到底怎么回事?

记者从网传照片中看到,两名男孩八九岁模样,蜷缩着身子躲藏在班车车尾底部的支架上,身上沾满了泥巴。

照片显示这辆班车挂的是百色牌号,而在另一段视频中,里面有人称两个男孩家住那佐。

                                                                     ▲男孩藏身班车车底。

记者了解到,百色市西林县有一个那佐苗族乡,便致电西林县汽车客运站了解情况。

客运站一名负责人说,此事确实发生在西林,两名孩子是那佐苗族乡一所小学的学生,平时寄宿在学校。

事发当天一大早,学校还没上课,两人就从校门底部的缝隙下爬了出来,跑到了那佐客运站,偷偷藏在一辆班车上,“孩子身体比较瘦小,车底刚好有合适他们躲藏的地方”。

这名负责人称,那佐到西林有80多公里,因为路烂坡陡,班车行驶了约3个小时,中午12时左右才到达西林汽车客运站。

乘客下车后,车站的安全员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两个小孩藏在车底,“当时情况让人大吃一惊,最后发现小孩身体无碍后,大家才放松下来”。

随后,工作人员帮助两个孩子从支架上下来,但他们显得有些胆怯,整个过程一言不发。车站工作人员先帮他们把衣物整理干净,然后带他们去吃东西。

“最后经过了解,这两个孩子是想爸爸妈妈了,藏在车底想去百色找父母。”这名负责人说,后来据工作人员了解,这两个孩子的父母是在广东打工,亲戚们为了安慰孩子,故意骗他们说父母在百色。

目前,警方已经联系到了两个小孩所在的学校,老师赶到县城把两个孩子接回了学校。

男子与儿媳同居 杀死其前任公公后潜逃17年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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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看法新闻 山西女子姚贝21年前嫁人生子,不过两年后又嫁给了另外一名男子,还和其公公郭滨同居并怀孕。因为想念儿子,姚贝又决定和前任丈夫一起生活,前任丈夫的父亲贾大亮将其与郭滨的孩子送人抚养,惹怒了郭滨。他将贾大亮杀死后,带着姚贝与她和前任丈夫所生的儿子一起隐姓埋名生活了17年。近日,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该案嫌疑人,公安局正在进一步补充侦查。
这起离奇的案件要从1996年农历2月26日说起,这一年,姚贝与山西万荣县贾村乡张李冯村居民贾亮结婚,婚后生育一子贾小亮。
而1998年3月26日,姚贝带着儿子回娘家时,又经人介绍,嫁给了河津市小梁乡辛庄村郭滨的大儿子郭华。然而,结婚没几日,姚贝就与自己丈夫的父亲郭滨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同年4月20日,丈夫贾亮到万荣县人民法院起诉姚贝重婚。10月,贾亮在万荣县城遇到姚贝和儿子,将其儿子贾小亮抢回自己抚养。
姚贝与郭滨同居不久后便怀孕,但因其思念儿子贾小亮,决定离开郭滨回到张李冯村同贾亮一起生活。
1999年5月左右,郭滨去张李冯村找姚贝,其公公贾大亮、丈夫贾亮召集村民对郭滨进行了殴打。
姚贝与贾亮在张李冯村家里生活期间,生下了郭滨的孩子,而公公贾大亮却将该婴儿送养给了别人。郭滨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贾大亮送养给别人后怀恨在心,决定报复。

2000年5月25日凌晨1时许,郭滨携带提前准备的剪刀、尖刀等作案工具,骑着摩托车来到万荣县贾村张李冯村,随后将摩托车停放在村外,步行至贾大亮家。他小心翼翼地将贾大亮家墙头的砖扒开一个豁子口,翻墙跳进院内,随后进入贾大亮卧室,用尖刀朝熟睡中的贾大亮胸腹部等部位猛刺,致其胸腹腔脏器破裂大失血休克死亡。

郭滨在刺杀贾大亮后,遂将姚贝、贾小亮带走一起潜逃至新疆奎屯市藏匿,此后,郭滨和姚贝共同生活17年。此外,为逃避检查及公安机关的追捕,二人在奎屯市藏匿、生活期间,隐姓埋名并办理假户口本掩饰身份。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饶有趣味,可做小说素材。

澳大利亚最后一只树懒去世 “享年”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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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悉尼6月5日电 澳大利亚43岁高龄的树懒“C小姐”日前去世,这是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只树懒。

据当地媒体报道,居于阿德莱德动物园的树懒“C小姐”此前因高龄出现健康问题,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园方2日为其实行了安乐死。“C小姐”是该动物园最年长的“居民”之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只树懒。

动物园负责人安斯利表示,本月2日,“C小姐”的饲养员发现它出现明显不适的情况,且已不再适合治疗,园方艰难地作出对其执行安乐死的决定。虽然大家非常难过,但他们认为,这对于“C小姐”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安斯利介绍说,野生树懒的平均寿命为10至12年,而“C小姐”于1974年出生在阿德莱德动物园,今年已经43岁,应该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树懒。“C小姐”得到员工、志愿者和游客的喜爱,已经成为该动物园历史上的重要部分。现阶段,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其它树懒。

“C小姐”是一只霍氏二趾树懒,野生霍氏树懒平均寿命为12岁左右。这一品种的树懒行动极其缓慢,甚至皮毛都长了藻类。它们分布在中美洲及南美洲,具有独居和夜行的特性,大部份时间都栖于树上,但也是游泳能手。(完)

http://www.chinanews.com/m/gj/2017/06-05/8242513.shtml

临汾交警支队提示:黄标车、老旧车定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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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交警支队】临汾交警支队提示:黄标车、老旧车定义标准:黄标车是指排放水平低于国1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2817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老旧车是指使用时间较长,污染控制水平较差,未达到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车辆。具体识别方法请登陆山西省环境保护厅网站(www.sxhb.gov.cn)、山西公安交警网(www.sxgajj.gov.cn)参阅。为改善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请对照标准,积极配合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

2014.11.17

FBI局长回应遭解雇一事:接受结果 总统炒我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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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11日报道,刚刚被解雇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说,“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结果,以及我被对待的方式,我希望你们也不要。一切都结束了,我很好,尽管我会很想念你们,也会记得我们共同的使命。”

科米称,“我相信美国总统可以以任何理由解雇一名FBI长官,哪怕是没有理由。”科米信中称,“希望大家坚持我们惯有的价值观和一直的使命,保护美国的人民,维护宪法精神。”并呼吁同事继续重视FBI的价值。

科米的这封信最早由CNN在美国当地时间10日曝光,之后全美广播公司(NBC)从三名执法人员处证实了此事。

科米被解雇一事在美国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震荡。批评人士称这是新一轮的“水门事件”,其目的是干预FBI的调查,FBI正在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方面是否与特朗普竞选阵营有什么瓜葛一事进行调查。

不过白宫方面已经否定了上述推测,NBC援引白宫方面的话称,科米遭解雇是因为其处理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邮件门”事件时的不当行为。
10日,特朗普称,科米遭解雇,“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特朗普的言论遭致了怀疑,并引发外界呼吁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作进一步调查,特朗普也重申了他和俄罗斯没有关联。

http://mini.eastday.com/a/n170511152434550.html

陈东赞和他的“借书人”共享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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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一夜之间,共享单车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其实,共享图书比共享单车行动得更早,其中有一个“借书人”平台已运营一年,只是目前依然很小众罢了。人们更关心的是,单车可以共享,但图书靠共享获得商业回报的路途还很远,这甚至成为图书界一个热议话题。
最初大家都担心被骗
“借书人”平台创始人是个书痴,他叫陈东赞。2007年陈东赞狠下一条心,在哈尔滨开了一家书店,谁知风云突变,网上书店横空出世,让他的书店梦破碎。但他和书的缘分永远在,即便在国外做生意,他在国内的朋友也会寄来成箱的书让他过瘾。
时隔近10年,陈东赞对书的痴迷再次找到了突破口。他琢磨,在图书馆借书、还书,路途奔波不说,还得受借书数量、借阅时间限制,如果这些限制都不存在,让人痛痛快快借书看该有多好,“我想来想去,自己该干点什么了!”
朋友间凑了50万元,一个叫“借书人”的微信公众号在哈尔滨诞生,在历经3个多月的技术开发后,借书平台于去年3月破土而出。但朋友们并不看好,他们都嘀咕,“如今这年头,谁还会看纸质书?!”陈东赞偏不信,他拿着印有“借书人”二维码的书签来到图书馆门口发放,谁知当天晚上就有人下了单,一位叫“远方”的读者借了一本书《你是哪里人》,这比陈东赞预估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天。
在这个“云端图书馆”借书,不仅要缴纳和图书定价等值的押金,还要支付快递费、包装费(计算方式为起始价+押金金额×2%),等书借阅归还后,押金全额退还。有读者计算,一本书的阅读成本约有三四元左右,比图书馆的借书成本要高。但“借书人”又另出一招,如果觉得不划算,借来的书可以转借他人,让他人代还,就省去自己寄回去的费用。
陈东赞回忆,最初一个月,他接到订单后亲自担当快递小哥,从早到晚坐着公交车飞奔在城市各个角落,一天算下来能跑十几个单。很多人下第一个单都是抱着冒险心态,反正也就二十多块钱,被骗了也就骗了。但此后当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就会大起了胆子,多借起来。陈东赞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心宣布,现在借书最多的已借到了64本,支付押金3000多元,“我们现在有七八千本书,在外跑着的书有五千多本呢。”
两人被拉入“黑名单”
上线一年来,“借书人”已拥有两万多用户,借书者已近3000人,以80后、90后居多,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女性。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等经济发达地区借阅率最高,而来自北京的用户占十分之一还多。
广东惠州的文员汪加加说,有段时间整理书柜,发现有许多被噱头吸引,买回来又不看的书,感觉有些浪费。后来她无意中在豆瓣看见有人推荐“借书人”,觉得挺新颖,就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尽管心存担心,她第一次还是借阅了《诊疗上的谎言》《觉醒与超越》《日益亲近: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心灵对话》等几本书。
来自长春的李颖是位工程师,“借书人”最吸引他的是不限时。他诉苦说,长春的图书馆一是书量有限,二是他看书慢,一超期限就得交滞纳金。“借书人”帮他实现了“慢”阅读,他之前借的《司藤》《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等4本书,已看了有三个月,至今还未还书。
“总想着是借来的书,所以看得比较快,也比较爱惜。”汪加加的说法,和陈东赞的发现是一致的。“所有流转出去的书,即便经过了五六个人之手,也跟新的一样。”陈东赞透露说,其实每本借阅的书,都包有书膜,但很多拿到书的人都是洗了手再翻阅。
根据借阅规则,图书破损要自愿支付一定数额的破损费,截至目前已有400多笔支付记录。陈东赞说:“只有两位用户将书损坏,但不愿意支付破损费。不支付我们也不扣押金,但他们被拉入了黑名单,永远不能再借了。”
至于借阅榜上的热门图书,借阅率最高的当属《解忧杂货店》,目前采购了100多本,都在外面流转。定价高的书也很受欢迎,比如1298元的艺术类图书《神圣艺术》,一位用户借阅了半年之久。
难以弥补图书馆不足
“让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装满三百本书的书架,是‘借书人’最终的目标和愿望。”陈东赞说。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汪加加说:“因为图书快递距离远,我借的书都要一周才到,有的时候书都到了,却忘了为啥要读。”而李颖也认为,按照原价借的话,押金的确是高了一些,这妨碍了更多人的加入。
陈东赞透露,尽管“借书人”目前尚未盈利,但他坚信,只要当用户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盈利不是梦想。他眼下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快递路途远、时间长影响了用户体验,所以决定将线下地址迁往上海。而且他们还开发了“取书人”计划,让每个借书人充当取书人,可以抢单上门收取同城附近的借书人所还的书,赚取还书人支付的还书服务费。
不过,业内人士依然对“借书人”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东城区第一图书馆馆长肖佐刚直言,这一模式几乎看不到什么盈利点,首先购书就是最大的负担,而且图书押金只是一种信用支撑,按照国家规定是不能作为盈利方式的。
百道网CEO程三国也认为,这种模式弥补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不足,让读者可以看最新的图书,可以无时间限制。但其借书成本也高,比如他在平台尝试借了一本《昆虫记》,押金为29元,服务费则需15.58元,共需支付40多元。而在网上书店购买这本书,折后价为20.3元。“没有更多服务亮点,服务又价格偏高。”程三国说,这种模式很难有广阔的前景。
在程三国看来,弥补公共图书馆不足,单靠云端图书馆借书还不够,将公共空间建起来才更现实,“比如建设更多的社区图书馆,在书店增加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还书功能等。”在他看来,公益性图书借阅服务越发达,类似“借书人”的共享图书商业模式就越难以生存。
本报记者 路艳霞  2017-04-11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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