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坎坷终得幸福 ——长征最小参与者、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的故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贺捷生的故事读后感,欢迎参考~
范文:贺捷生的故事读后感
“八一”愈渐临近,犹忆血火峥嵘。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更加怀念在民族危难之际高举义旗,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先辈们。近读贺捷生将军新作《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文中那些凝聚着生死、牵拽着命运的革命历史细节,不禁令人心灵震颤、神思感奋。作为一名曾经历硝烟并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军人,品读她的作品,我再次感到中国革命史与我们如此亲近,信仰的力量如此坚韧而持久。
同贺捷生将军的一系列“红色大散文”一样,《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是一篇笔调沉静、感情炽热的思想教育散文,也是一篇立意清新高远、语言亲切质朴,让人过目难忘的美文。文中,她从一些人社会属性(责任)淡化、理想偏移、信仰滑坡的现象谈起,回忆中国革命史上那些永远都不该被遗忘的往事,记述长歌当哭的革命家史,用啼血的文字昭示呼唤信仰,昭示后人。血与火交织的一抹殷红,成为这篇文章挥之不去的悲壮底色:就在贺龙和战友们为革命征战正酣之时,其家乡却横遭敌人烧杀屠戮,惨至十室九空。空前的罹难和巨大的牺牲,没有让这位革命家和他的战友们产生丝毫的退却,反而使他们信仰更加坚如磐石,为革命胜利愈战愈勇。很快,贺龙麾下的湘西三千子弟以星火燎原之势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军队的基石。悉数中国革命史,从贺龙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贺氏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050人!正如一位诗人所言,那些烈士们“被掩埋做了永远不出土的根须/却只见藤子领着芬芳的花朵/爬满陌生人家的窗台”。如若说悲壮触动良知、良知唤起信仰的话,这正是贺捷生写作的初衷。她在文中写道:“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庭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旗帜……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
作为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女儿,作为诸多革命历史事件的亲闻亲历者,作为一位热情而敏感的作家,多年来,贺捷生将军以一系列优美凝重的“红色大散文”探访革命历史、传承精神力量。《长征,我的生命之歌》、《归去来兮》、《母亲的追忆》、《丽江行》、《岁月悠悠,山路长长》、《桑植故里帅魂归》……一篇篇质朴、优美的作品逶迤而出,在时空和心灵中燃起信仰的熊熊火炬。她的散文集《索玛花开的时节》开篇之《深秋》,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作品。作者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追寻,为我们展开了催人泪下的红军战斗生活场景。不仅再现了贺龙、蹇先任、萧克等红军将士的英雄气魄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为我们勾勒出红军队伍里一个小生命降生时的欣喜与悲壮。戎马倥偬中,战况的残酷,生活的艰难,顾此失彼的疏忽,失而复得的离散,万般无奈的托付……血与火夹杂着人性中最柔弱的部分一起涌来,足可让顽石动容。靠着湘西老乡的养育,小女孩渐渐长大。而那种叫做“红泡”的小野果,她一直记着,即便几十年后她成了共和国的女将军,仍清晰地记得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救命粮”。
应该说,宏大革命历史画卷中这些难忘的片断,贺捷生将军脑海中这些无法虚构的故事,不仅是她散文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中国革命的珍贵记忆和军事文学的“富矿”。她的经历,不仅是她创作的“绝对优势”,也使她的创作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存在。因为革命历史的有些细节,有些角度,有些往往被人忽略的认知,有些常人无法企及的独特感触,经由她的笔墨才艺术而真实地呈现出来。环顾当下,在女性散文作家中,以精微发现见长者有之,以语言灵性取胜者有之,以笔触细腻、情感丰沛而受到追捧者更是不乏其人。而贺捷生将军把“小我”之情融入“大我”之中,长期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散文创作,用手中的笔记述中国革命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用一篇篇美文感染人、影响人、教育人、鼓舞人。“作品是作家的通行证”。一大批优秀作品为贺捷生将军加冕,使她在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之外多了作家的身份,并成为“红色作家”中最为瞩目的一位。
军旅文坛的“贺大姐”,是我非常景仰的长者,也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之一。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她柔韧而又仗义执言的品格,她激情常在、美文迭出的写作状态,都非常令人敬佩,引人奋发。
这些年,我每有游历,总能想到许多作家和作品。作为军人,我常到许多与革命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寻访前辈的足迹,倾听精神的回响。旅途上,伴我最多的便是贺捷生将军的作品。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南昌,在索玛花开的长征故道,在江西、在延安,每每想到贺捷生将军笔下的革命故事和思想的光芒,心灵的向往便非常自然地引领脚步向历史纵深处走去。在前不久的湘西之旅中,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来到天子山瞻仰贺龙元帅的塑像。放眼如画江山,仰视着高大的塑像,吟诵着贺捷生将军散文《桑植故里帅魂归》中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句子,似见贺老总威风凛凛,迎面而来。不知是否有天人感应,就在这个时候,我得知,由我们《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推出的贺大姐写贺龙元帅魂归故里的散文,在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暨2009年报纸副刊评选中,获得副刊作品金奖。
贺捷生将军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切入历史的角度。作为革命历史的“过来人”,她切入历史的角度往往是“我”——童年的我,少年的我,青年的我,中年的我,现在的我。一次次与历史对视,又一次次从历史中收回视线,在文字和现实中表情达意。革命家的后代,似乎对传承革命精神有着天然的自觉和高度的使命感。她铭记历史的胜利和经验,同时,历史进程中那些不可回避的困苦、迷茫、劫难,甚至牺牲,在贺捷生心中都化作哀而不伤的精神力量,铸就了信仰的坚实基座。她的作品记述自己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阐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宛若时空中一位导游,让人不经意间就走进历史,与历史作深度的对话与交流。
历史对现实的介入,在幸福明媚、晓歌晨舞的今天,有时似乎不合时宜。而事实上,处于一个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而信仰面临诸多危机直至周遭蚕食的时代,贺捷生和贺捷生们这精神火炬的传承事关重大、至关重要!漫说“文以载道”,起码,这些文字对我们是一种提醒,对社会是一种警觉。基于此,她的一系列“红色大散文”和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作品,应成为文学关照时代的“精锐之师”和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
贺捷生的绝大多数作品,不刻意在结构上“炫技”,而是很自然地表现为以文揖史的真实,表现为歌颂的真挚和沉思的真切。我们注意到,她许多作品的开头便和人物、地点、数字有关:“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方面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1935夏,自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以来,就经受了敌骑兵的袭扰”;“2008年的7月18日,或许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但对于湘西数千名我们贺氏家族的英烈来说,这是他们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日子”……这表明,贺捷生作品的许多题材和故事,首先是历史史实,其次才是长期发酵于心的精神佳酿。之所以写下,多是由于在某年某月、某个情感基点上被触发出来。这样的作品,必然是首先感动了作者,然后点燃了读者。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贺捷生的作品恰如其人。她的语言清秀,诚恳,亲切,柔韧,平和,深情。在散文集《索玛花开的时节》扉页,有这样一段话:“又是索玛花开的时节。小时候妈妈说,索玛花,那是你最喜爱的花,红军叔叔从路边采一朵,插在你的襁褓上,你立即便停止了哭声,队伍里顿时呈现一片欢乐的笑声……”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宛如贺大姐就在眼前。这,便是语言的独特魅力。她的语言于淡雅中显得亲切自然,温宛中透着直入肺腑的深情。即使状写战争场面,直面生死离别,陈述艰难困苦,也显得平静、平和。这种语言,叙事密度并不大,但恰能规避某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过于生硬、艰涩的流弊,给人以真实的质感,举重若轻地承载起讲述历史、传承信仰的大任。她的作品,为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和铁血洪流,增添几许温情,投注了几许亲情,平添了几许人文关照,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多了几分凝重和深沉。许多作品中,抒情动机占据的分量并不重,却字字句句渗透着感情、涌动着爱憎,透露着对理想的憧憬和对信仰的礼赞。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中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年代,前行的路上既需要历史的点拨,也需要精神的烛照。文学或许很难直接地具备济世救人之功效,但品读贺捷生将军这些根植于历史血火中的作品,我们可见秉烛之明,可见信仰的火炬正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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